2020-04-15 / 3853
本篇报告聚焦两大万亿级农商行，即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
一、行业地位及分析价值
（一）在农商行系统中地位较高、代表性较强
1、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均为万亿级农商行
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达到1.03万亿和0.90万亿（合计1.93万亿），以总资产计分列农商行体系第一和第四位（视上海农商行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第三位）。若以核心一级资本净额计，则分别位列中国商业银行第20位与第27位。
其它前五大农商行中，北京农商行的总资产为9325.65亿元（2019年9月）、上海农商行的总资产为8735亿元（2019年6月），成都农商行的总资产预计在6000-7000亿元之间（未公布）。
2、两家农商行均已在港股上市，且重庆农商行2020年亦实现在A股上市
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也是前五大农商行中唯一上市的两家农商行。其中，广州农商行于2017年6月在港股上市，重庆农商行则分别于2015年1月与2020年1月在港股与A股上市。
不过自2018年7月开始，广州农商行便开启回归A股之路，2019年3月20日广州农商行的A股上市申请被证监会正式受理。
3、重庆农商行拥有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金融租赁牌照
目前重庆农商行已经拥有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三类牌照。其中2014年7月渝农商行金融租赁获批筹建，2020年1月10日重庆小米消费金融获批筹建（小米通讯技术和重庆农商行分别持有50%和30%），2020年2月渝农商行理财获批。
广州农商行目前仅拥有珠江金融租赁（100%持股、2014年12月获批），不过2018年12月广州农商行发布公告称拟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其中理财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低于51%（引入战略投资者），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拟命名为珠江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且持股比例不低于35%。此外广州农商行还分别控股潮州农商行（57.72%）、株洲珠江农商行（51%）、南雄农商行（51%）等三家农商行。
（二）两个分析价值
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所具有的分析价值大致有两个：
1、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在农商行系统中的代表性较强，且均已经实现上市，信息相对透明，因此分析两家农商行有助于窥视农商行系统的经营情况。
2、农商行的跨区域经营较城商行更为受限，因此其经营范围较窄、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且考虑到重庆与广州在地域上的代表性较强（前者经济的计划性更强、后者经济的市场化更重），使得地区经济的特征会在两家农商行的财务数据上有诸多体现（尤其是资产质量）。
我们甚至可以给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地区经济出现恶化，那么对应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包括城商行与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一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由于农商行系统的历史包袱一般较重，那么规模位居前列的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在资产质量方面理应有更多期待。
二、2019年整体经营情况一览
（一）关注农商行的两个特征
和一般银行相比，农商行系统一般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即机构网点较为密集、员工数量较多以及零售业务基础较好，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也不会例外。
1、机构网点与员工数量较多
由于农商行是由农信社、农合行改制而来，因此通常情况下农商行的机构布局较为广泛使得其员工数量较多，特别是相较于同等规模的城商行而言。如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员工数量分别达到15371人与12668人。
不过相较而言，重庆农商行近年的员工数量正在缩减，例如2016年重庆农商的员工数量高达16245人（当时的总资产规模为8027亿元），近三年在规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其员工数量却逆势缩减874人。
当然即便如此，重庆农商行和广州农商行规模相近的情况下，前者的员工数仍然远高于后者，从这个角度看重庆农商行的员工数量下降趋势预计仍将持续。
2、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由于机构网点布局较为广泛，客户下沉力度较大，使得农商行系统的客户多源于乡镇等低层级，广泛的客户来源使得农商行系统的客户数要远远高于城商行体系，也使得其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零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分别高达38.97%和26.93%，零售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分别高达75.97%和48.15%，零售存贷比仅分别为31.71%和39.36%，零售存贷利差更是分别高达4.29%和4%，零售条线贡献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37.27%和29.36%。
（二）理财业务也还可以
较好的零售业务基础使得其客户来源较为丰富，并为理财业务特别是零售理财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分别达到1344.32亿元和926.31亿元，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则分别达到1321.52亿元和793.60亿元（同比分别达到20.10%和2.23%）。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续广州农商行的理财子公司获批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三）重庆农商行更注重表内外同步发展，广州农商行更注重表内
如果以总资产和非保本理财规模分别代替表内外，则从数据上可以看出2019年重庆农商行更加注重表内外的同步发展，而广州农商行则将主要精力聚集在了表内。
近年来重庆农商行的表内规模增速较为缓慢，但其表外非保本理财业务的增长却较为迅速。例如，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总资产与非保本理财增速分别为8.37%和20.10%，其2019年贷款、投资类资产、零售贷款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4.37%、20.80%与21.75%。
相较而言，广州农商行则主要将精力集中于表内。例如2019年，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贷款、存款、零售贷款与零售存款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7.14%、26.87%、21.37%、15.10%与32.02%，而其非保本理财规模同比仅增长2.23%。
目前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占其表内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2.83%和8.88%，而从整个行业来看，表外（非保本理财）与表内（总资产）的比例维持在10%左右是较为合理的，也即表内万亿规模的银行至少要拥有1000亿元左右的非保本理财规模。
（四）重庆农商行净利差收窄、广州农商行净利差扩大的原因何在？
1、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净息差与净利差分别由2.45%和2.40%收窄29个BP和7个BP至2.16%和2.33%，而广州农商行的净息差与净利差则分别由2.12%和2.28%扩大49个BP和38个BP至2.61%和2.66%。且重庆农商行的利差空间是趋势收窄，而广州农商行的利差空间在2017年达到底部后开始明显反弹。
2、2019年重庆农商行计息负债的平均利率上升1个BP至2.31%，广州农商行计息负债的平均利率下降7个BP至2.36%。但这并不是两家银行净利差趋势呈现背离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产端。例如
2019年重庆农商行生息资产的平均利率大幅下降23个BP至4.47%，而广州农商行生息资产的平均利率则大幅上升31个BP至5.02%，这样在资产端收益率一下一上所形成的剪刀差便是两家银行利差趋势出现背离的原因。
3、进一步思考，哪一类资产成为生息资产的主要推动力量？2019年，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投资类资产规模分别为3773.53亿元和2376.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80%和4.31%，占总资产的比例则分别为36.63%和26.58%。
而广州农商行贷款收益率与投资类资产的收益率分别由5.86%和4.28%上升9个BP和51个BP至4.79%，重庆农商行的贷款收益率则由5.38%扩大7个BP至5.45%、投资类资产的收益率则由4.73%大幅收窄39个BP至4.35%。
因此可以认为，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2019年净利差在方向上出现明显背离的原因应该是投资类资产，具体来看2019年重庆农商行增配了收益率大幅下行的投资类资产（投资类资产同比增长20.80%），导致其整体生息资产收益率大幅下行。而广州农商行投资类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应该是通过将投资类资产中的债券资产配置转向非标（投资类资产增幅仅为4.31%、意味着应该是结构方面有所调整）或信用下沉来达到的，显然这种提高资产收益率的方式并不值得欣喜。
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警觉
（一）零售基础较好的农商行系统也面临显著上升的存款成本压力
虽然整体市场利率在下行，但零售基础较好的农商行也面临存款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当然这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2019年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存款平均利率分别上升28个BP与21个BP，企业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更是分别大幅上升53个BP和39个BP，而零售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也分别上升29个BP和33个BP。
（二）资产质量有所隐忧，应给予特别关注
1、重庆农商行：关注贷款率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
虽然整体上看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有所改善（如不良贷款率和逾期贷款率分别由2018年的1.29%和1.45%降至1.25%和1.16%），但是其关注贷款率却较2018年大幅上升0.39个百分点至2.32%，同时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也从2018年的0.71%大幅升至8.62%的高位水平，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规模更从0.0217亿元飙升至80.329亿元。
这也揭示了重庆农商行在发布2019年三季报时并未披露资产质量数据的背后原因，据悉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一些贷款客户出现问题后，并没有被认定为不良（如隆鑫控股、力帆摩托）。
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的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规模达到190.42亿元，其中隆鑫控股及其关联企业、重庆渝富控股集团、重庆银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分别达到64.9303亿元、35亿元、30.3064亿元、28.3825亿元和24.4758亿元。其中，隆鑫控股持有重庆农商行的股权（还持有隆鑫通用、丰华股份、渝商投资集团、瀚华金控等四家上市公司）也由2019年上半年的5.70%降至2019年底的5.02%。2019年10月20日晚，隆鑫通用、丰华股份同时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因未能到期支付与中信证券股票质押业务产生的15亿元本息而被法院冻结股份。
2、广州农商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制造业等行业不良率大幅上升
和重庆农商行不同的是，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趋势显得较为明显，不良贷款率由1.27%上升至1.73%、逾期贷款率由2.24%上升至2.96%，关注贷款率则由2.58%大幅上升至3.11%。
具体来看，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第一产业等四大领域。其中，
（1）制造业贷款不良率由2018年的0.84%大幅升至3.63%（不良贷款金额由2.49亿元升至13亿元）；
（2）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贷款不良率则由0.77%飙升至6.97%（不良贷款金额由1.02亿元升至8.10亿元）；
（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不良率则由2018年的1.97%大幅升至3.18%，不良贷款规模从9.63亿元升至19.88亿元；
（4）农、林、牧、渔业的不良贷款率则由1.17%飙升至10.89%，不良贷款规模由1.02亿元大幅升至10.15亿元。
除以上公司贷款外，一般零售贷款与票据贴现资产质量较高的行业特征在广州农商行身上并没有体现，除个人按揭贷款外，广州农商行其余类别的零售贷款资产质量均不理想。例如，2019年广州农商行的个人经营贷款、个人消费贷款与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2.09%、1.75%和2.83%。特别是2019年广州农商行票据贴现的不良率也高达2.57%（2018年甚至高达10.11%），虽然较2018年均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值上却远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四、如何理解两家农商行2019年的资产质量变化情况？
（一）重庆农商行：与地方经济有密切关系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重庆地区先前债务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显得难以为继，在市场出现动荡、金融环境收紧以及经济压力逐步释放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等出现流动性困境应该是早晚的事，这在重庆农商行的财报上应该是有所体现的，其背后股东困境的出现、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以及关注贷款率的大幅攀升也应该能够给出一些警示。当然鉴于重庆农商行在农商行系统中的地位较高、重庆拥有两家解决不良资产的地方AMC以及重庆农商行在政策层面被寄予厚望等因素，其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二）广州农商行：可能与化解地方农信社的历史包袱有关
对于广州农商行所出现的资产质量问题，我想应该和其控股的三家农商行有撇不清的关系。广州农商行始于之前的广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7年底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召开全省加快组建农商银行工作动员大会，通过引进广州农商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来改制各家农信社，以帮助其化解历史包袱，这意味着广东省政府借助于广州农商行来实现地方农信社改制的初衷很可能也是前者资产质量有所恶化的最大原因（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之前的海南发展银行也是因为承接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而出现危机）。
截止目前，广州农商行已分别控股潮州农商行（57.72%）、株洲珠江农商行（51%）、南雄农商行（51%）等三家农商行，这种模式无疑在帮助广州农商行进一步做大的同时，也在增加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压力，而广州农商行致力于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目的可能也与此有密切关系。鉴于这种情况，未来广州农商行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设想未必不会成真。
不过当前在回归A股的过程中，广州农商行面临的压力并不小，特别是2019年8月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调查这一事件应该影响不小，而其2019年资产质量显著恶化除与化解地方农信社的历史包袱有关外，我想应该也与此事件有脱不开的关系。
两家万亿级农商行PK：重庆农商行 VS 广州农商行
2020-04-15 / 3853
本篇报告聚焦两大万亿级农商行，即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
一、行业地位及分析价值
（一）在农商行系统中地位较高、代表性较强
1、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均为万亿级农商行
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分别达到1.03万亿和0.90万亿（合计1.93万亿），以总资产计分列农商行体系第一和第四位（视上海农商行的情况、也有可能是第三位）。若以核心一级资本净额计，则分别位列中国商业银行第20位与第27位。
其它前五大农商行中，北京农商行的总资产为9325.65亿元（2019年9月）、上海农商行的总资产为8735亿元（2019年6月），成都农商行的总资产预计在6000-7000亿元之间（未公布）。
2、两家农商行均已在港股上市，且重庆农商行2020年亦实现在A股上市
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也是前五大农商行中唯一上市的两家农商行。其中，广州农商行于2017年6月在港股上市，重庆农商行则分别于2015年1月与2020年1月在港股与A股上市。
不过自2018年7月开始，广州农商行便开启回归A股之路，2019年3月20日广州农商行的A股上市申请被证监会正式受理。
3、重庆农商行拥有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金融租赁牌照
目前重庆农商行已经拥有理财子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与金融租赁公司三类牌照。其中2014年7月渝农商行金融租赁获批筹建，2020年1月10日重庆小米消费金融获批筹建（小米通讯技术和重庆农商行分别持有50%和30%），2020年2月渝农商行理财获批。
广州农商行目前仅拥有珠江金融租赁（100%持股、2014年12月获批），不过2018年12月广州农商行发布公告称拟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其中理财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低于51%（引入战略投资者），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拟命名为珠江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且持股比例不低于35%。此外广州农商行还分别控股潮州农商行（57.72%）、株洲珠江农商行（51%）、南雄农商行（51%）等三家农商行。
（二）两个分析价值
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所具有的分析价值大致有两个：
1、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在农商行系统中的代表性较强，且均已经实现上市，信息相对透明，因此分析两家农商行有助于窥视农商行系统的经营情况。
2、农商行的跨区域经营较城商行更为受限，因此其经营范围较窄、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且考虑到重庆与广州在地域上的代表性较强（前者经济的计划性更强、后者经济的市场化更重），使得地区经济的特征会在两家农商行的财务数据上有诸多体现（尤其是资产质量）。
我们甚至可以给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地区经济出现恶化，那么对应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包括城商行与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一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由于农商行系统的历史包袱一般较重，那么规模位居前列的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在资产质量方面理应有更多期待。
二、2019年整体经营情况一览
（一）关注农商行的两个特征
和一般银行相比，农商行系统一般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即机构网点较为密集、员工数量较多以及零售业务基础较好，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也不会例外。
1、机构网点与员工数量较多
由于农商行是由农信社、农合行改制而来，因此通常情况下农商行的机构布局较为广泛使得其员工数量较多，特别是相较于同等规模的城商行而言。如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员工数量分别达到15371人与12668人。
不过相较而言，重庆农商行近年的员工数量正在缩减，例如2016年重庆农商的员工数量高达16245人（当时的总资产规模为8027亿元），近三年在规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其员工数量却逆势缩减874人。
当然即便如此，重庆农商行和广州农商行规模相近的情况下，前者的员工数仍然远高于后者，从这个角度看重庆农商行的员工数量下降趋势预计仍将持续。
2、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由于机构网点布局较为广泛，客户下沉力度较大，使得农商行系统的客户多源于乡镇等低层级，广泛的客户来源使得农商行系统的客户数要远远高于城商行体系，也使得其零售业务基础较好。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零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分别高达38.97%和26.93%，零售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分别高达75.97%和48.15%，零售存贷比仅分别为31.71%和39.36%，零售存贷利差更是分别高达4.29%和4%，零售条线贡献营业收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37.27%和29.36%。
（二）理财业务也还可以
较好的零售业务基础使得其客户来源较为丰富，并为理财业务特别是零售理财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理财产品余额分别达到1344.32亿元和926.31亿元，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则分别达到1321.52亿元和793.60亿元（同比分别达到20.10%和2.23%）。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续广州农商行的理财子公司获批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三）重庆农商行更注重表内外同步发展，广州农商行更注重表内
如果以总资产和非保本理财规模分别代替表内外，则从数据上可以看出2019年重庆农商行更加注重表内外的同步发展，而广州农商行则将主要精力聚集在了表内。
近年来重庆农商行的表内规模增速较为缓慢，但其表外非保本理财业务的增长却较为迅速。例如，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总资产与非保本理财增速分别为8.37%和20.10%，其2019年贷款、投资类资产、零售贷款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4.37%、20.80%与21.75%。
相较而言，广州农商行则主要将精力集中于表内。例如2019年，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贷款、存款、零售贷款与零售存款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7.14%、26.87%、21.37%、15.10%与32.02%，而其非保本理财规模同比仅增长2.23%。
目前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占其表内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2.83%和8.88%，而从整个行业来看，表外（非保本理财）与表内（总资产）的比例维持在10%左右是较为合理的，也即表内万亿规模的银行至少要拥有1000亿元左右的非保本理财规模。
（四）重庆农商行净利差收窄、广州农商行净利差扩大的原因何在？
1、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净息差与净利差分别由2.45%和2.40%收窄29个BP和7个BP至2.16%和2.33%，而广州农商行的净息差与净利差则分别由2.12%和2.28%扩大49个BP和38个BP至2.61%和2.66%。且重庆农商行的利差空间是趋势收窄，而广州农商行的利差空间在2017年达到底部后开始明显反弹。
2、2019年重庆农商行计息负债的平均利率上升1个BP至2.31%，广州农商行计息负债的平均利率下降7个BP至2.36%。但这并不是两家银行净利差趋势呈现背离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产端。例如
2019年重庆农商行生息资产的平均利率大幅下降23个BP至4.47%，而广州农商行生息资产的平均利率则大幅上升31个BP至5.02%，这样在资产端收益率一下一上所形成的剪刀差便是两家银行利差趋势出现背离的原因。
3、进一步思考，哪一类资产成为生息资产的主要推动力量？2019年，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投资类资产规模分别为3773.53亿元和2376.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80%和4.31%，占总资产的比例则分别为36.63%和26.58%。
而广州农商行贷款收益率与投资类资产的收益率分别由5.86%和4.28%上升9个BP和51个BP至4.79%，重庆农商行的贷款收益率则由5.38%扩大7个BP至5.45%、投资类资产的收益率则由4.73%大幅收窄39个BP至4.35%。
因此可以认为，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2019年净利差在方向上出现明显背离的原因应该是投资类资产，具体来看2019年重庆农商行增配了收益率大幅下行的投资类资产（投资类资产同比增长20.80%），导致其整体生息资产收益率大幅下行。而广州农商行投资类资产收益率的上升应该是通过将投资类资产中的债券资产配置转向非标（投资类资产增幅仅为4.31%、意味着应该是结构方面有所调整）或信用下沉来达到的，显然这种提高资产收益率的方式并不值得欣喜。
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警觉
（一）零售基础较好的农商行系统也面临显著上升的存款成本压力
虽然整体市场利率在下行，但零售基础较好的农商行也面临存款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当然这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2019年重庆农商行与广州农商行的存款平均利率分别上升28个BP与21个BP，企业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更是分别大幅上升53个BP和39个BP，而零售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也分别上升29个BP和33个BP。
（二）资产质量有所隐忧，应给予特别关注
1、重庆农商行：关注贷款率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
虽然整体上看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有所改善（如不良贷款率和逾期贷款率分别由2018年的1.29%和1.45%降至1.25%和1.16%），但是其关注贷款率却较2018年大幅上升0.39个百分点至2.32%，同时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房地产业贷款不良率也从2018年的0.71%大幅升至8.62%的高位水平，房地产业的不良贷款规模更从0.0217亿元飙升至80.329亿元。
这也揭示了重庆农商行在发布2019年三季报时并未披露资产质量数据的背后原因，据悉2019年重庆农商行的一些贷款客户出现问题后，并没有被认定为不良（如隆鑫控股、力帆摩托）。
截止2019年底，重庆农商行的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规模达到190.42亿元，其中隆鑫控股及其关联企业、重庆渝富控股集团、重庆银行、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分别达到64.9303亿元、35亿元、30.3064亿元、28.3825亿元和24.4758亿元。其中，隆鑫控股持有重庆农商行的股权（还持有隆鑫通用、丰华股份、渝商投资集团、瀚华金控等四家上市公司）也由2019年上半年的5.70%降至2019年底的5.02%。2019年10月20日晚，隆鑫通用、丰华股份同时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隆鑫控股因未能到期支付与中信证券股票质押业务产生的15亿元本息而被法院冻结股份。
2、广州农商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制造业等行业不良率大幅上升
和重庆农商行不同的是，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趋势显得较为明显，不良贷款率由1.27%上升至1.73%、逾期贷款率由2.24%上升至2.96%，关注贷款率则由2.58%大幅上升至3.11%。
具体来看，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恶化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第一产业等四大领域。其中，
（1）制造业贷款不良率由2018年的0.84%大幅升至3.63%（不良贷款金额由2.49亿元升至13亿元）；
（2）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贷款不良率则由0.77%飙升至6.97%（不良贷款金额由1.02亿元升至8.10亿元）；
（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贷款不良率则由2018年的1.97%大幅升至3.18%，不良贷款规模从9.63亿元升至19.88亿元；
（4）农、林、牧、渔业的不良贷款率则由1.17%飙升至10.89%，不良贷款规模由1.02亿元大幅升至10.15亿元。
除以上公司贷款外，一般零售贷款与票据贴现资产质量较高的行业特征在广州农商行身上并没有体现，除个人按揭贷款外，广州农商行其余类别的零售贷款资产质量均不理想。例如，2019年广州农商行的个人经营贷款、个人消费贷款与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2.09%、1.75%和2.83%。特别是2019年广州农商行票据贴现的不良率也高达2.57%（2018年甚至高达10.11%），虽然较2018年均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值上却远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四、如何理解两家农商行2019年的资产质量变化情况？
（一）重庆农商行：与地方经济有密切关系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重庆地区先前债务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显得难以为继，在市场出现动荡、金融环境收紧以及经济压力逐步释放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等出现流动性困境应该是早晚的事，这在重庆农商行的财报上应该是有所体现的，其背后股东困境的出现、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以及关注贷款率的大幅攀升也应该能够给出一些警示。当然鉴于重庆农商行在农商行系统中的地位较高、重庆拥有两家解决不良资产的地方AMC以及重庆农商行在政策层面被寄予厚望等因素，其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二）广州农商行：可能与化解地方农信社的历史包袱有关
对于广州农商行所出现的资产质量问题，我想应该和其控股的三家农商行有撇不清的关系。广州农商行始于之前的广州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17年底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召开全省加快组建农商银行工作动员大会，通过引进广州农商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来改制各家农信社，以帮助其化解历史包袱，这意味着广东省政府借助于广州农商行来实现地方农信社改制的初衷很可能也是前者资产质量有所恶化的最大原因（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之前的海南发展银行也是因为承接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而出现危机）。
截止目前，广州农商行已分别控股潮州农商行（57.72%）、株洲珠江农商行（51%）、南雄农商行（51%）等三家农商行，这种模式无疑在帮助广州农商行进一步做大的同时，也在增加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压力，而广州农商行致力于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目的可能也与此有密切关系。鉴于这种情况，未来广州农商行成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设想未必不会成真。
不过当前在回归A股的过程中，广州农商行面临的压力并不小，特别是2019年8月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调查这一事件应该影响不小，而其2019年资产质量显著恶化除与化解地方农信社的历史包袱有关外，我想应该也与此事件有脱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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